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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目:李公明|一周书记: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第九次祝酒词

《法国大革命头脑史:从〈人的权力〉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看法》, [英] 乔纳森·伊斯雷尔著,米兰译, 后浪丨民主与建设出书社,2020年11月版, 816页,132.00元

1792年11月18日,一百多名在巴黎的英国人、美国人和爱尔兰人齐聚怀特旅店(又名“英国人俱乐部”),欢庆法国大革命取得的成就。他们中央有托马斯·潘恩、乔尔·巴洛、海伦·玛利亚·威廉姆斯、罗伯特·迈瑞、大卫·威廉姆斯、爱德华·菲茨杰拉德等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在伦敦政府和英国主流舆论始终对大革命极端敌视的时刻,他们对大革命的成就怀有伟大的热情,并公然示意支持。宴会连续了一整天,并邀请了许多国家的代表团加入,席间共有十六次祝酒,不停将宴会推向了热潮。

关于其中的第九次祝酒:“献给人权的先驱和斗士,他们的著作塑造了大革命的先锋,建构并宣传了大革命的基本原则。他们是‘孔多塞、布里索、西哀士、卡拉、凯尔桑、卢韦、戈尔萨斯、奥杜安,等等’。孔多塞是大革命的主要向导者之一,也是最激进的哲学家之一,与布里索和西哀士一样,他也尽力提倡人权、共和制宪论、黑奴解放、女权和教育改革。第九次祝酒宣布,真正的大革命,即基于民主和人权的革命,在原则上是这些哲学家和激进的报社编辑的事情功效。对‘英国人俱乐部’的向导者们来说,真正的大革命本是全人类的至宝,却因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向导的雅各宾派(又名‘山岳派’)所主张的平民专制主义而陷入逆境。人人毫不留情地对雅各宾派予以否认(约翰·奥斯瓦尔德除外)。正因否决山岳派,布里索、戈尔萨斯、凯尔桑、卡拉这些大革命中精彩的记者和演说家,都在恐怖统治时代上了断头台,孔多塞则被剥夺公民权并追杀至死;抨击山岳派最为凶猛的人中,只有卢韦委曲逃过一劫。”

以上出自英国学者乔纳森·伊斯雷尔(Jonathan Israel) 《法国大革命头脑史:从〈人的权力〉到罗伯斯庇尔的革命看法》的“前言”,该前言通篇只讲述了这一天宴会的十六次祝酒的内容,没有一字谈到该书的研究缘起、宗旨等通常会在前言中叙述的问题。很显然,这些祝酒的内容已经完全反映出作者所关注的问题和头脑态度;尤其是第九次祝酒的内容,实际上就是这部著作所叙述的两个最焦点问题,同时也是作者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以民主与人权为基本原则的法国大革命是启蒙头脑运动的直接功效,却在雅各宾恐怖统治中不幸夭折。伊斯雷尔好像曾躬逢盛会,置身于为法国大革命碰杯欢呼的这个国际知识群体之中,然后在两百二十年之后以历史学家的身份重新诠释那一整天宴会的十六次祝酒、特别是其中的第九次祝酒词。这是一个重返某一详细的、微观的历史现场并与历史研究的后见之明相契合的例子,来自那一天的祝酒词就这样成为了两百多年后这部著作真正的“前言”。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前言的写法和内容实际上已经解释晰作者在该书中的研究方式与叙事计谋,那就是以巨量、微观的原始史料(书后有八十多页超小字号的注释和书目)引领读者进入历史现场,聆听在那场大革命风暴中所有被卷入进去的人们曾经发出的声音、阅读他们写下的文字、感受猛烈争论中的气氛及其转变,这部八百多页、七十多万字的大部头全是这样的“干货”。作为历史后见之明的作者看法,经常融入在历史现场的庞杂声音之中,读者在阅读中要小心辨析。例如上述第九次祝酒词,说到否决山岳派的布里索等人都在恐怖统治时代上了断头台这一段,就不是那时现场中的人所能说的。

那么,什么是这部《法国大革命头脑史》的问题意识和作为头脑史研究的孝敬呢?作者的问题意识相当明确和强烈,他在“导论”明确以为试图注释法国大革命原由的历史学家“全都无功而返”,他也不认同现在大多数历史学家都以为大革命并非由一个大因素造成的多重起源论和“对法国大革命的真正注释,就是没有压倒性简直凿注释” 的看法;“简而言之,为天下各地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普遍认同并不停重申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焦点假设,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因此我们亟须对现存理论举行扫荡式的彻底修正”。 这个问题意识很大,话也说得很决绝,然则在这篇导论中显然没有把相关的研究现状叙述清晰。看了一下书后的参考书目,也没有发现像达尼埃尔·莫尔内的《法国革命的头脑起源》 、雅克·索雷《拷问法国大革命》 、阿莱特·法尔热《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和罗伯特·达恩顿《法国大革命前的脱销禁书》 等这些与他的焦点议题慎密相关的著作。我信赖作者一定研读过这些主要著作,可能由于该书的叙述重点在于重返历史现场而不在于与今天学术看法的对话—— 在全书的叙述中简直很少见到这样的对话。作者强调“本书的研究,试图通过深挖主要一手资料来支持新的发现,特别是这些一手资料中极为翔实的争执纪录——这是始终存在的法国议会在为大革命发声——纪录这些声音的卷宗被称为《议会档案》(Archives Parlementaires)。把其他决议和争执的要害纪录(例如逐句记载下来的巴黎市政府讨论和‘雅各宾俱乐部’聚会)与立法机构的争执纪录放在一起对比,就能给重新思索提供坚实的基本。此外,灵感还来自那时格外厚实的报纸,它们涵盖从大革命兴起到1793年,再从1795年到1800年这两个时段。一旦把历久指导研究偏向的社会经济学放在一旁,所有上述质料就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社会文化的研究路径就能和头脑史带来的启示结合起来”。 这可以看作是作者对研究的新孝敬的一种表述。

关于该书的第一个焦点看法,全书正文的最后一段话说得很明确:“鉴于上述种种理由,激进启蒙运动是法国大革命的‘大’原由,这一点毋庸置疑。它成为大革命唯一的根本缘故原由,在于它从政治、哲学和逻辑上激励并武装了正统大革命的首脑团体。激进启蒙运动之所以能够单枪匹马做到这点,是由于它提供了一整套价值系统,它们具有足够的普世性,世俗性以及平等主义倾向,足以在理性、头脑自由与民主的基础上发动一场普遍而普遍的解放运动。” 启蒙运动与大革命的关系无人能否认,但说是“唯一的根本缘故原由”,可能不少历史学家难以认同或不敢云云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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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史研究中,类似“革命的那扇门最早是谁打开的”“革命的临门一脚是谁踢出的”这样的议题总是很吸引人。研究天气史的专家甚至会不无理由地从天气转变中寻找导致大革命的那临门一脚,例如对于“法国大革命为何发生在1789年”这个问题,日本学者田家康以为“将天气的转变作为其主要缘故原由难免牵强。然而,只管这一变化的发生有其一定性,在革命的前一年,天气恶化使农民和劳动者陷入贫困,在这一靠山下,革命才最终于在1789年发作”。 导致法国大革命的缘故原由许多、很庞大,要找出什么是最主要和最直接的缘故原由是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由来已久的难题。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以洪水与雪山融化的关系为例,剖析关于“起源”(缘故原由)的议题,他提醒我们一是要研究“起源”的多元性与庞大性,二是要注意并非有“前因”就必有“效果”,历史的连续性并非自然而然地天生的。有些历史学家对于“原由”问题表现出稳重的态度,例如法国历史学家阿莱特·法尔热(Arlette Farge)《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与谣言》 的原书名是“Dire et mal dire: L'opinion Publique au XVIIIe Siècle”,是“十八世纪的舆论”而不是“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舆论”,中译名则容易使读者以为作者要叙述和展现的是舆论与谣言若何导致和推动大革命的发作,进而可以对“法国大革命的发作缘故原由”增添一种注释。法尔热在“前言”中说,其研究不是为了找寻法国大革命发作的泉源,而是为了将言论置于特定的时代靠山和历史运动之中。他指出在谣言与大革命之间没有什么确凿的、不停递进的因果关系,有的只是跌宕庞大的“特殊关联”。但即便云云,法尔热以十八世纪巴黎陌头巷尾充斥的流言蜚语为研究焦点,通过研究那时各色人等的日志、负有特殊使命的警员讲述、撒播的手抄新闻、被政府视为心腹之患的《教会新闻》、种种回忆录以及非常厚实的巴士底狱档案品级一手资料,发现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后巴黎民众已经具有体贴公共政治的意识和表达意见和看法的愿望,有人说臣民有权让国王公然账目,有人甚至提出否决专制政府;而在国王和警员政府看来,即便是无关政治的谣言也是一种危害 ,由于人们对谣言的热衷从某种角度来看就是一种另类的“政治启蒙”。从这些叙述不难想到启蒙运动(体贴公共政治的意识和表达意见的愿望的头脑基础)与大革命的发生有真实的联系。

再看看热拉尔·勒塔耶尔(Gé rard Letailleur)对于在咖啡馆中流传的启蒙头脑与大革命关系的叙述:“1774年路易十五死后,大革命就已经在人们的头脑中生根发芽了”;“百科全书派为这场以‘理性’匹敌‘传统’的‘圣战’已准备多时。” 这不也是以启蒙运动为中央的原由论吗?实在早在1933年达尼埃尔·莫尔内写的《法国革命的头脑起源》中,虽然他以为旧制度并非仅仅受到来自头脑的威胁,以为头脑要发生作用必须要有人民的魔难和政治上的逆境作为支点,然则他认可“三级聚会看法的提出,聚会目的的计划以致逐步成为人们的诉求,这是头脑的作用”。 C.德·巴蒂拉特在《法国贵族史:从1789年至今天》 中也谈到,“那些享受宫廷恩惠的大贵族阶级险些全都被启蒙头脑洗礼过了”,他的凭据是那时一位名叫赛纳克·德·迈兰的法国公务员的考察:大部门大贵族都酿成了民主派。“他们才是大革命真正的发起人;他们的言语和文章点燃了首都和外省的革命之火,想息灭都无能为力”。

上述这些叙述都从差别角度回应了伊斯雷尔以启蒙头脑作为大革命原由的议题,只是远没有那么周全和决断。伊斯雷尔说,“显而易见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原由有许多,除了社会和政治因素外,还包罗经济、财政、文化因素。但比起最主要的谁人—— 激进启蒙运动,民主共和派事业的主要泉源—— 所有这些从根本上讲都只占有次要职位。激进启蒙运动才是应被置于舞台中央的要素。” 读完全书,我更能明白伊斯雷尔所讲的“激进启蒙运动才是应被置于舞台中央的要素”的意思——从那些无数的争执、传单、小册子、决议等原始史料中简直可以看到,围绕着对启蒙头脑的差别态度而决议了气力的对比和对形势生长起到的作用,因此还不仅仅是推动革命发作的缘故原由,只有启蒙头脑才是大革命发作的真正动力和贯串始终的焦点因素。

应该更强调的是,在革命的萌发和生长阶段中,启蒙头脑和新的政治话语系统的流传具有主要的作用。伊斯雷尔指出,“1788年发作了一场‘政治文化革命’,尤其是政治话语方面的革命,这对日后塑造大革命产生了决议性的影响。特权精英掌握的政治主导权被一群在职业和经济上没有联系的人夺走,这帮人并不具有普遍代表性,而且充满了敌意。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缘故原由是王室审查制度的日渐溃逃,以及出书业获得了全新的舆论引领能力。”“‘新的政治文化’首先通过演说和小册子攻占大城市。” 启蒙头脑家及其信仰者、文人写手、小报记者、来自外省的文学青年、盗版书贩、从主流文学中被镌汰出局的文学无产者、丑闻的编造者和流传者……所有处于底层的“文化贱民”配合构成了一个流传激进头脑的亚文化天下。这是启蒙意识形态向社会渗透的下水道,也是人性在专制社会中遭受奴役与铤而反抗的精神图版。另一方面是语言的革新,哲学头脑要成为斗争的武器就必须转换为一种更直接、更通俗的语言:一方面要进入到通俗人的头脑中和生涯中,另一方面要更有气力和更有识别性。转换的效果体现在通俗民众的口头语、群众聚会的口号、四处张贴的传单、报纸的题目之中,大革命的政治文化因此形成,并成为推动大革命的行动与形势生长的强力。因此所有畏惧和否决大革命的人总是对一些词语格外敏感和猛烈否决,然则国王和贵族阶级无法阻挡传单、小册子的派发和陌头演说,也没有设施在那些炽热的文稿中过滤敏感词或挖出地雷。

伊斯雷尔在该书中的第二个焦点看法是对雅各宾恐怖主义以及马拉和罗伯斯庇尔向导的山岳派的周全揭破和深刻批判,同时坚决否认和驳倒了一直以来撒播的雅各宾恐怖统治是启蒙头脑的一定产物、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专政标志着大革命巅峰的看法。围绕这个焦点看法举出的史料和叙述是全书中最为主要和最撼动人心的部门,也是在阅读中最令人反思和痛苦的部门。人们常说法国大革命是人类政治史上的一面永恒的镜像,应该弥补的是,在这面镜像上最令人心惊的弹幕就是“There is nothing new under the sun”。

罗伯斯庇尔在1793年6月2日发动政变前的主要行动就是颁布终结四年理由大革命作育的近乎完全不受限制的出书自由的法案,抹杀言论自由和出书自由,包罗对戏剧演出的严苛审查和指令演出赞扬山岳派的戏剧。另外就是把巴黎的雅各宾俱乐部酿成公布和流传谣言的中央阵地,坚信无休止地重复虚伪信息是发动无知民众最有用的手段。“祛除异见是罗伯斯庇尔派专制统治的精髓所在”,在政变后所有报刊或宣传品,只要否认山岳派对此事宜的官方说法,就马上遭到查禁;6月2日后的几天中,言论自由被粗暴而彻底地终结,由于救国委员会遵照罗伯斯庇尔的指令,以叛乱、保王主义、联邦主义和妨害治安为依据,清洗了所有对政权怀有敌意的记者和演说家。 接下来是为1793年宪法举行全民公投,早先正是山岳派阻挠宪法通过长达数月之久,现在却被罗伯斯庇尔作为自己的功勋上演一幕政治作秀。一方面“新宪法为新政权提供了至关主要的合法性遮羞布”,然则另一方面宪法生效后的约束力使雅各宾派向导层忧心,会终结正在成形的专制。罗伯斯庇尔快速接纳行动使宪法被无限期弃捐起来。更严重的生长是9月13日大范围生效的《嫌疑犯法案》 成为恐怖统治的主要执法基础,不只确保所有否决派报纸不可能继续刊行,而且授权逮捕任何“努力充当自由之敌的人”,要人们相互识别可疑分子,每个城镇都接受了若何搜捕“可疑人士”的指导。在抹杀一切异见的同时,公布一套指令与告密相结合的听证系统,严酷划定“爱国”行为与“准确”态度,在整个街区强制推行“爱国”价值,把“爱国”成了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哲学、坚持极端不宽容的代名词。在大城市里,逮捕“可疑分子”以及抓捕被举报人在秋季显著加快了措施。嫌疑人在家中或陌头被捕,仅仅是由于有人向地方委员会告密他们,称其言行“不爱国”,是“联邦主义信徒与自由的敌人”。“云云气氛笼罩法国,令人震撼,所有人都不得不示意屈服。甚至在讲准确的话时表现出冷漠的态度也会招致嫌疑。” 10月31日,民主共和派的向导人布里索等以阴谋否决自由的罪名处以死刑。“有的考察家注意到,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一个主要民族把他们当中最著名的杰出人物作为一个团体举行公然的团体处决。” 在祛除了一切异见和所有流传民主共和原则的出书物之后,就是对自由戏剧的镇压以及对艺术家的管制,从1793年秋季最先,不受政府迎接的主题与主张被一切去除。“法国的戏剧审查制度不仅仅是克制某些剧目并选出另一些上演而已。它所执行的是无处不在的自我审查,涉及稳重的谈论、可控的编剧、驯服的观众和经由改写的剧作文本。” 恐怖统治下最恶劣的暴行发生在里昂、土伦和南特,停止1794年4月,里昂有一千八百八十人被处决,市内所有教堂和高级住宅被毁。官方数据解释,恐怖统治时代一共判处一万六千五百九十四人死刑,这不包罗军队在里昂、旺代等地未经审讯就枪决的数千人,遇害总人数可能有两万三千人左右;也有人估量入狱与被杀的总人数超过了三十万人。1794年5月7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揭晓的演说中周全提出了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诅咒作为政治与道德文化的无神论和启蒙哲学,给它们贴上“不道德”和否决共和国的标签,“ 简而言之,罗伯斯庇尔周全否认大革命中除卢梭和他自己之外的一切身分”。 6月8日举行的第一届最高主宰节,将作为意识形态与成系统价值观的罗伯斯庇尔主义的庆典推向了热潮。然则在7月27 日的国民公会聚会上,罗伯斯庇尔在一场突然而来的骚乱中被逮捕,第二天就被判处死刑。法国革命进入到热月政变的阶段。

伊斯雷尔在叙述中始终把启蒙运动的理想和原则、把自信革命发作以来到1893年头这段时间的革命实践与罗伯斯庇尔雅各宾专政的所作所为举行对照剖析,从无数当事人、同时代考察家的言述谈论中极为详细地展现了启蒙头脑和大革命的理想原则与罗伯斯庇尔主义的根本性差异,论证了绝对不能认同雅各宾恐怖统治是启蒙头脑的一定产物、罗伯斯庇尔及雅各宾专政标志着大革命巅峰的看法。1792年那群外国人在巴黎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第九次祝酒词就这样在伊斯雷尔的头脑史研究中获得证实。朱尔·米什莱(Jules Michelet)在写作《法国大革命史》的时刻正痛苦地眼见着大革命的理想逐步消逝,然则作为历史学家他信赖没有什么会被遗忘;他声称自己仍然信赖大革命的理想,因此也对自己所处专制时代的本质有更苏醒的熟悉。1789年大革命未能使自由获得制度性的基础,拿破仑实际上是以对自由的蹂躏而蹂躏了大革命,对此米歇尔·维诺克说了一句足以让人心惊的话:“即使是革命者所憎恨的旧制度,也从来没有像帝国那样专制。”

在近代史研究中,没有哪个主题比法国大革命研究更为集中地汇聚了持久而猛烈的争议、修正、否认等特征了。正如新文化史运动的提倡者、法国大革命研究专家林·亨特所言,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争更像是贝尔法斯特大街上的战斗,而不是专家学者的聚会。在学术界之外更是云云,法国大革命的重大周年庆典似乎总是对现实天下的一次凶猛打击。回想起来,关注它的人们谁没有过走出书斋、汇入人群的激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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